一開始是少數(shù)新公司，后來是大企業(yè)，現(xiàn)在連老牌企業(yè)也變了。一位日本社會學家 16 年的社會觀察。

文丨《財經》記者 姚胤米

(相關資料圖)

編輯丨黃俊杰

有那么一段時間，日本企業(yè) CEO 曾是他們的同行們最羨慕的一群人。不是因為他們趕上的市場機會更好，而是他們擁有全世界最最敬業(yè)又最最勤奮的雇員。

不需要企業(yè)文化灌輸，也不需要定期考核價值觀，雇員們自發(fā)地為公司奉獻自己的時間，充滿驕傲和榮譽感地交出自己的人生，跟著它一路往前闖出去。他們的忠誠心和生產力是那么令人驚嘆，以至于人們只能用 “企業(yè)戰(zhàn)士” 來比喻他們賣力到愿意為公司粉身碎骨的決心。

那是日本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，“企業(yè)戰(zhàn)士” 們共同書寫了日本戰(zhàn)后經濟奇跡。1978 年，二戰(zhàn)結束的第 33 年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。

無限的樂觀主義在社會上蔓延，人們普遍相信房價永遠會漲、自己永遠不會被公司拋棄，并且薪酬永遠會增長。他們據(jù)此消費、貸款 30 年買房、重金投入子女教育。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在 1968 年發(fā)表演講，題目是《21 世紀的日本——10 倍經濟社會與人》，他認為高倍率的增長還將繼續(xù)，明日一定會比今日更好。

衰退自 1990 年代陡然出現(xiàn)，又續(xù)上 2008 年金融泡沫破滅。危機順著太平洋涌向日本。業(yè)績低迷，松下、索尼、東芝等日本知名大公司相繼大裁員，原本和諧甜蜜的雇傭關系也走向對立。

曾被廣泛認可的三大日式經營法寶——終身雇傭制、年功序列制、企業(yè)內工會，漸漸收起它們在員工心中的神圣感，變成越來越遙不可及的 “曾經的好日子”。

保住營業(yè)利潤變成企業(yè)的第一目標，雇員既是它們生產力的原料，也是每經營一日就要面對的成本。既然無力增長，那就降本增效吧。

“吸血企業(yè)” 出現(xiàn)了。

他們不再耐心地培養(yǎng)員工、給他們成長空間，而是想方設法用盡 “人形原料” 的價值，再把無用之人一腳踢開，換上新的。他們依然鼓勵超長時間加班，稱贊特別能熬夜的雇員，承諾會讓這樣的員工升職，但未必兌現(xiàn)承諾。企業(yè)們認為自己可以惡劣地對待員工，反正在衰退下，這份工作一個人不想干，還有無數(shù)人等著干。

公司里的不同層級都有管理者們掌握成熟的精神打壓技巧，讓雇員們承認自己的不足，并且懷上愧疚之心，為公司奉獻全部精力和自我。碰到那些 “經受不住考驗” 的，他們再動用各種巧妙的方法讓雇員主動離職。

當經濟曲線調了個方向走下去時，人們同樣會拼盡全力，只為保全一份工作。

放眼日本高校，大學生們從入學到畢業(yè)的四年幾乎都耗費在找工作上，很多學生入學后不久就開始忙于競選干部、參加志愿活動、找企業(yè)實習、參加國家資格考試。進入公司的人也如履薄冰，謹言慎行，生怕一個失誤就成了下一個被離開公司的人。

日本企業(yè)變黑心的故事，社會學家今野晴貴已經跟蹤觀察了 16 年，他是非營利組織 “POSSE 互助會” 的創(chuàng)始人，每年接受 5000 件與勞動雇傭關系有關的咨詢。他見證吸血企業(yè)逐年變多，使日本從 “過山車社會” 進入 “陷阱社會” 再到滑向 “俄羅斯輪盤賭社會”——好企業(yè)越來越少，誰都可能是下一個受害者。

在著作《吸血企業(yè)》中，今野晴貴引用人力資源咨詢師常見陽平《我們都是 “高達” 中的 “吉姆”》的類比，他解釋道，“吉姆”（RGM-79GM）是系列動畫片《機動戰(zhàn)士高達》中幫襯主角的量產型機器人，往往第一個被擊落。那便是這個時代大部分日本人的命運。

實在有太多年輕人在他眼前被一一擊落。有的因為加班太多而過勞死；有的拼盡全力卻沒能得到公平肯定，選擇自我了結生命；大量被公司驅逐出來的年輕人，從精英畢業(yè)生變成依靠社會最低保險生活的人；還有的人永久地陷入自我否認，足不出戶，從社會消失。

工會、律師事務所、心理咨詢室等保護勞動利益的機構沒能起到效果，而起訴的道路又是那么漫長和容易失敗。2019 年因為心理危機離職并起訴公司的人中，只有 88 個因抑郁癥等疾病導致自殺或自殺未遂而被認定為工傷事故；即便政府承認過勞死是死亡原因，但法院往往認定是死者自己的責任，很多家屬得不到賠償。

十年前，當吸血企業(yè)第一次被提出時，日本報紙還會刊文批評年輕人精神脆弱，遠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能承受壓力。今野晴貴一次次接受采訪，不厭其煩地重復吸血企業(yè)的危害性，他著作的副標題體現(xiàn)了他強烈的擔憂——“吃垮日本的妖怪”。

隨著社會上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高，企業(yè)自我辯解的聲音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，日本政府也著手解決問題。從 2017 年 5 月開始，厚生勞動省會在其政府官網上，每月定期披露那些違反勞動基準相關法律的企業(yè)。2019 年，日本修改勞動法，明確限定在一周 40 小時的基礎上，企業(yè)雇員的加班上限不得超過 45 小時。

不過，企業(yè)們總是有辦法繞開監(jiān)管，雇員也會接受 “被吸血”——過去十年始終崗位少、求職者多，通過與員工簽署自愿同意的協(xié)議，就能繼續(xù)讓人加班。

今野晴貴曾在接受采訪時說，有一家公司規(guī)定員工每天晚上七點下班，但實際工作常常到深夜。如果在外面參加會議，打卡不及時，員工會接到一個電話，被粗魯?shù)匾笤谙到y(tǒng)內登記 “下班”，再繼續(xù)工作。

距離《吸血企業(yè)》日文版發(fā)行已經整整十年，直到今天，日本仍處在經濟危機的后果中。根據(jù)厚生勞動省的統(tǒng)計，2020 年日本雇員的實際總現(xiàn)金收入已降至 1997 年的 83.1%。

在一年又一年的堅持中，社會對否定吸血企業(yè)建立了共識。吸血企業(yè)已經成了一個固有名詞，甚至進了日本著名的詞典《廣詞苑》。但經濟衰退期，最沒有選擇的一定是普通求職者。所有人都向現(xiàn)實低頭?！安还苁俏髽I(yè)，還是什么企業(yè)，只要現(xiàn)在能就職，能賺到錢，就是最主要的?！苯褚扒缳F說。

順從的員工造就了僵硬的公司，創(chuàng)意變成一種罕物，日本的經濟和社會的活力至今沒有恢復的跡象。

今年 8 月，《吸血企業(yè)》中文版發(fā)售，《財經》記者在 9 月底與今野晴貴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，以下是我們的對話：

“沒有競爭力的人不配在公司活下去”

《財經》記者：什么樣的企業(yè)能算作吸血企業(yè)？

今野晴貴：根據(jù)我的定義，吸血企業(yè)的特點是利用和摧毀年輕人——讓員工過度努力、辛苦地工作，在短時間內榨取人的全部價值，對他們的身體和心理造成傷害，再拋棄。

吸血公司會有目的、有策略地否認新員工的表現(xiàn)，甚至會洗腦，說他們作為人是多么的沒價值、對公司來說沒有生產力，刺激他們付出更多努力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你是怎么意識到這成了一個普遍現(xiàn)象？

今野晴貴：2008 年危機之后，我們收到了很多咨詢，不少是來自 IT 公司和新興產業(yè)（比如食品服務和零售）的全職員工。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，日本的一家知名 IT 類上市公司，說是月薪 20 萬日元左右（約合當時 1.5 萬元人民幣），但月薪里包括 80 小時的加班費。那 80 小時不就是欺詐嗎？

他們那一年招聘 200 多人，但短期內就有 100 多人辭職。后來得知，他們會用一些職場霸凌的方式，讓員工覺得自己工作能力或者其他能力不夠，慢慢地，員工以 “因個人原因” 辭職。后來，企業(yè)一邊大量錄用人，一邊大量篩選人的現(xiàn)象普遍多了起來，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變化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通常員工入職一家公司多久之后，會面對這些打擊？

今野晴貴：有些公司從員工剛入職接受新人培訓時就開始了。

比較常見的后果就是睡眠障礙和輕度發(fā)燒。還有的人會在工作時昏倒，這個對于任何長時間工作的人來說都不罕見了。出現(xiàn)這種情況時，有的公司會叫救護車，有的公司會等員工清醒之后要求他繼續(xù)工作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在所有被公司霸凌的情況中，讓你印象最深刻、情節(jié)最惡劣的行為是什么？

今野晴貴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公司讓員工來證明自己是多么的無用，甚至有公司要求員工在紙上寫自己是多么沒有工作能力。在一味地寫下自己是多么沒用的過程中，他們的精神狀態(tài)受到影響，去做心理咨詢，到最后還是留不下來。

公司們覺得，沒有競爭力的人不配活下去，是沒有生存價值的。在公司里，這種話已經被說得很坦然了。我們就曾接觸過這樣的公司，它覺得如果你不能給公司帶來盈利，甚至都不承認你是一個人。他們用的詞語叫做 “非人類”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如果員工能撐下去，會怎么樣？

今野晴貴：總的來說，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會在短時間內辭職，再找下一份工作。在培養(yǎng)高競爭力文化的工作場所，留下的職員最后會走上兩條路，一些被同化，成為欺凌者；另一些成為被欺凌者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日本公司內部的心理咨詢部門實際能發(fā)揮作用嗎？

今野晴貴：數(shù)年前，日本的法律得到了修改，強制規(guī)定大企業(yè)必須要建立心理關懷部門，或者設定公司內的心理醫(yī)生。比較有意思的是，吸血企業(yè)的現(xiàn)象并沒有得到改善。

在一些大企業(yè)，員工都要定期進行心理疲勞度的測試。如果說公司發(fā)現(xiàn)你的心理有問題了，你在內部的評價就會降低。這就會造成員工故意隱瞞自己的問題，最終公司也并不能夠確切地掌握到自己的哪些員工有心理疲勞。

“金融危機后，吸血企業(yè)開始浮出水面”

《財經》記者：當經濟下行，日本企業(yè)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？

今野晴貴：日本企業(yè)不是一下子變成吸血企業(yè)的?？偟膩碚f，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后，這個問題就開始浮出水面。

起初，大型連鎖超市、連鎖店、便利店等等企業(yè)，很多店長非常辛苦地工作，直到自己實在做不下去了才辭職。后來，公司內部重要的營銷和產品開發(fā)崗位，也是 “一次性” 地使用精英大學畢業(yè)生，用完了就扔。慢慢地，公司們都認可這種模式，因為吸血一樣可以保證公司盈利，最終導致吸血企業(yè)在社會上盛行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日本社會各方面環(huán)境如何 “創(chuàng)造” 了滋生吸血企業(yè)的環(huán)境？

今野晴貴：當時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期一下子退縮下來，社會失業(yè)人員和非正式社員突然大量增加。2009 年開始，政府的目標也是鼓勵各大企業(yè)積極雇傭正社員（即長期雇傭員工，而非有期限的合同工），從政府的角度來說，充滿非正社員的就業(yè)環(huán)境是不穩(wěn)定的。

因為這樣的倡導，民眾都盡可能地想去找一家公司當 “正社員”。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哪怕誤打誤入進入了吸血企業(yè)，也不會輕易地出來。他們都不想再回非正規(guī)雇傭的身份里去，或是回到不定期的失業(yè)狀態(tài)里，所以拼命地堅持。

再補充一點，在當時那個社會環(huán)境下，政府、父母、老師和周圍的人都告訴年輕人要努力工作，有點超出自己能力范圍內的那種。你不能退縮，一定要往前行，直到他們抑郁甚至死去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你在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曾說，起初提出吸血企業(yè)概念時，社會并不認可這個說法。后來呢？

今野晴貴：最初提出這個詞的時候，很多人認為是年輕人撒嬌、不夠堅強，反而受害者受到了相當大的抨擊。以前報紙上有這樣的說法：得了抑郁癥或過勞死的員工都是能力低下的弱者。

在小泉政府期間，社會上普遍認為社會競爭殘酷，年輕人太天真。我的書中寫一家連鎖服裝零售企業(yè)如何不公正對待員工，我沒有提名字，但是根據(jù)內容，大家認為我指的是優(yōu)衣庫，給優(yōu)衣庫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。

2013 年 4 月 23 日，優(yōu)衣庫的 CEO 柳井先生在《朝日新聞》接受采訪，說 “未來的中產階級將走向衰落，社會分化為兩層，一類是年收入為 1 億日元的（當時相當于 580 萬元人民幣），一類是年收入為 100 萬日元的（當時相當于 5.8 萬元人民幣）。……這是我們生活的激動人心的時刻。我總是告訴我的員工，如果不改變，我們就會死去?！?/p>

我要補充一點的是，如果一個人年收入低于 150 萬日元，就進入受到公共福利幫助的范圍了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柳井敢于這樣直接表態(tài)，說明他認為這樣的觀點可以被公眾認可，是嗎？

今野晴貴：當時公司的經營者的普遍認知是：我一定要苛刻地要求員工，教育員工，只有嚴格的管理才能成長。這樣的論調很多，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也是被廣泛地接受的。

柳井的認知也是這樣的，就是我嚴格，我為了公司的利益，我有什么錯誤嗎？他認為自己那樣說，能夠被理解、被接受。但是沒想到，他的論斷出來了之后，在整個社會引起了更大規(guī)模的爭議，反對他的聲音幾乎是壓倒性的。

十年后，“很遺憾，日本吸血企業(yè)的數(shù)量變多了”

《財經》記者：這本書在日本已經出版十年了，日本現(xiàn)在的吸血企業(yè)比之前是更多還是更少了？

今野晴貴：簡單地說，很遺憾，吸血企業(yè)的數(shù)量變多了。

吸血企業(yè)的問題雖然在公眾輿論蔓延，但這樣的經營方式也更容易獲利。這個和日本的經濟實力下降有很大的關系，企業(yè)找不到增長點，如果想要在市場上獲得獨當一面的利益，就往往得壓制員工、降低成本，提高公司的盈利。新興企業(yè)成為可能性比較多，最近哪怕是一些有歷史的老企業(yè)也變成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這十年里，日本政府針對過勞死現(xiàn)象修改了勞動法，嚴格限定員工的工作時長。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政府層面想要遏制并解決吸血企業(yè)的問題？

今野晴貴：只能說，雖然政府對勞動法進行了改革和修正，但是沒有效果。聽政府的話的企業(yè)，本身就是比較正規(guī)的好企業(yè)。不聽政府話的企業(yè)，總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

舉個例子說，根據(jù)目前日本的法律，只要員工跟公司簽訂一個勞資協(xié)定，公司就可以讓你加班，而且加班多少都無所謂。有人說這成了過勞死的溫床，所以修改規(guī)定了在每周工作 40 小時的基礎上，一個月的加班上限是 45 個小時，一年的上限是 360 小時。

但日本公司還有 “裁量勞動制度”（即允許員工采取自由工作方式，出勤和下班時間彈性制），把員工都劃定到符合自由裁量的專職人員職務范圍內，這樣員工加班的時間就不受限制了。政府部門幾乎不可能到每個公司檢查他們的員工是否都是專職人員，這樣一來，就會有公司鉆了法規(guī)的空子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日本的工會也是企業(yè)內部成立，能指望公司內的人解決員工受到不公待遇的問題嗎？

今野晴貴：沒錯，多數(shù)日本企業(yè)的工會都附屬在內部。員工受到任何不公待遇時，去跟工會說，等于是沒有用的。公司也有提供各種保障的 “社內商談窗口”，員工可以去那提出申訴，但也是沒有用的。相反，如果你在公司內指出一個問題，整個組織都會知道你才是造成問題的人。

日本也有國家勞動基準監(jiān)督署，我們團隊今年以來接到 5000 件咨詢，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公司內部窗口和勞動基準監(jiān)督署不能得到很好應對。也有非常少的一部分通過公司外部的勞動工會申訴，之后通過網絡曝光，可能會引起社會關注。但受害人并不一定能得到救助。個人可能會被公司以名譽誹謗為理由反咬一口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所以實際上最終得到妥善解決的比例有多少？

今野晴貴：恐怕十個人來申訴，只有一個會堅持到最后，并得到解決吧。

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，一半以上問問、聽聽就結束了。剩下一小半在收集證據(jù)的過程中心力交瘁，就放棄了。只有 12% 的人能堅持到最后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挺遺憾的。

今野晴貴：非常殘酷，也是個現(xiàn)實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大部分人會因為什么而放棄？

今野晴貴：一方面，他們要承受來自公司的壓力，考慮到各種人際關系，不敢跑這個馬拉松，盡管從法律上講，公司絕對有錯。還有的在維權的過程中，以前受到不公待遇、被霸凌造成的精神疾患又會發(fā)病或者惡化，不得不放棄。

第二個原因，是來自于家庭壓力。很多受害人的父母或者伴侶不希望他在公司惹上麻煩，說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公司作對，我們還是平平靜靜地生活吧?；蛘哒f，你要養(yǎng)家糊口，有這個精力，還不如找下一個工作。來自家庭成員的不支持和施加壓力，最后也就讓他們放棄了。

大多數(shù)咨詢者父母這一代，過勞死已經很流行了。那一代日本人也認為自己是最努力的人，認為自己支持了公司增長，如果能堅持下去，公司正常發(fā)展，就會在世界上領先，對自己也有好處。所以還是耐心點好，與其惹麻煩，還是忍了，一直忍耐，總有一天公司會給你相應的回報。

這是他們一個固定觀念，所以也會這樣勸孩子。但是，以前的企業(yè)和現(xiàn)在的企業(yè)不一樣了，現(xiàn)在的企業(yè)是，你再怎么努力，最終也只會被公司拋棄。

“員工發(fā)自內心想要為公司做貢獻的意識已經非常薄弱了”

《財經》記者：勤勞、主動加班、為公司奉獻自己是光榮的，這樣的觀念曾經在日本是如何形成的？

今野晴貴：以前，能成為公司員工是精英階層的特權。作為對公司忠誠的回報，員工可以被終身雇傭，并且有完備的基于業(yè)績和資歷的工資體系。從 1950 年代開始，在勞動運動的推動下，“公司職員” 的地位在非精英階層中也得到了普及。但對非精英階層來說，它是以過度工作作為交換得來的。

1970 年代以來，日本社會開始形成了一種觀念，只有努力工作，終身雇傭制和基于業(yè)績和資歷的工資制度就是你的回報。所以那時候開始，大家會愿意主動加班，奉獻自己，公司最終總會回報你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你父母那一代正好經歷了那個時期吧，他們怎么樣描述自己和工作的關系？在找工作方面怎么引導你？

今野晴貴：我父親是公司雇員，我母親是家庭主婦。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，我媽媽總是不厭其煩地要求我在一家公司找一個班上。

我有點標新立異，我很叛逆（作者大學期間就成立了非盈利組織，為受勞動糾紛困擾的人提供咨詢）。但是大多數(shù)日本年輕人還是順從于父母的傳統(tǒng)價值觀，根本沒有反抗。他們也接受，大學畢業(yè)后不進入一家公司就職，自己的人生就無法得到一個圓滿的開始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你為自己的反抗付出了什么代價？

今野晴貴：我本科畢業(yè)后繼續(xù)讀研究生和博士。但在日本，本科畢業(yè)后不馬上去公司找工作，人生坑就會陷入一個非常困頓的狀態(tài)。

家庭成員給了我很多壓力，父母經常會和我說，你得趕快去就職，賺錢，以后再去做你想做的非盈利機構，這才是正途。我做非盈利機構以后，被一些媒體報道，有一些知名度。但是對于這些，我的家庭成員全都采取不關心的態(tài)度，就無視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過去二十年，日本給全世界的印象也是有最敬業(yè)、最勤奮的員工。日本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，真正改變了自己看待工作的態(tài)度呢？

今野晴貴：其實現(xiàn)在也不是這種意識沒有了，而是發(fā)自內心的、自主地想要為公司做貢獻的意識變得非常薄弱了。

在日本，服從公司命令的文化并沒有改變。員工自主積極性在下降的結果是，他們繼續(xù)服從任何指令，但幾乎沒有人去思考，去做對公司真正有利的事情。我接觸到的年輕人里，很多人對公司的發(fā)展和改革會有一些想法，但一想到可能跟領導的想法不一樣，可能就選擇不說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現(xiàn)在年輕人中間流行一種說法，叫精神離職，就是你人在公司，但是心思不在，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也是很消極的。

今野晴貴：就算沒什么創(chuàng)意，只要員工服從，企業(yè)使勁兒把他用完，也能獲得利潤?，F(xiàn)在日本無論是經營者還是勞動者，似乎都已經習慣這個狀態(tài)了。

“一個耗盡年輕人的國家沒有未來”

《財經》記者：之前在接受采訪時你曾對媒體說 “一個耗盡年輕人的國家沒有未來?！?你這本書的副標題 “吃垮日本的妖怪” 也是很直接的呼喚。具體來說，它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包括什么？

今野晴貴：吸血企業(yè)變多，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輕人數(shù)量不斷增加，導致社會承擔的那部分醫(yī)療費用增加。

吸血企業(yè)通常會在短時間內消耗完一個年輕職員。他們沒有機會在工作中發(fā)揮自己的技能、職業(yè)知識和技能不全面。此外，由于辭職人數(shù)的增加，迫使許多人失業(yè)，這也導致國家稅收收入下降。

缺乏穩(wěn)定的就業(yè)會導致生產力整體下降，勤奮工作的文化也會消失，因為你的努力工作不會得到補償。畢竟，吸血企業(yè)濫用、破壞了人們對傳統(tǒng)雇傭關系的信任。最終把成本和負擔轉嫁給了政府和社會。

《晚點》：十年過去了，你現(xiàn)在描述的日本社會觀念和你書里寫的似乎沒有變化。

今野晴貴：確實這十年沒有什么顯著的變化，但我還是想強調一點，吸血企業(yè)已經成了一個固有名詞?，F(xiàn)在，當大家遇到各種各樣的職場霸凌，不公待遇時，哪怕心里面怕、有顧慮，但是會說這間企業(yè)是一個吸血企業(yè)，我們應該怎么樣怎么樣，有這樣一個思維模式在形成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吸血企業(yè)，高昂的成本實際上是由國家和社會承擔。你認為，在改變這個狀態(tài)上，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？

今野晴貴：現(xiàn)在日本年輕人雖然說對吸血企業(yè)這個詞比較熟悉，但是各個大學并未對如何應對這樣的工作環(huán)境有系統(tǒng)性的教育。年輕人對于自己進入什么樣的企業(yè)，知識和心理準備并不充分。

畢竟很多學校主要追求的還是就職率。不管是進入什么樣的企業(yè)，只要學生能進入企業(yè)，就是學校追求的終極目標。

《財經》記者：這幾年日本一些影視作品好像都在倡導一種新的理念，比如書籍《作二休五》，劇集《我，到點下班！》。你怎么理解這些作品背后，人們的反思和期待？

今野晴貴：日本民眾都明白，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肯定是不行的。

知道這樣加入企業(yè)其實沒有未來，需要自己創(chuàng)造自己的未來?！绻f有這樣的想法，并且去執(zhí)行實施的人更多的話，也許日本的社會會真正變化。但不管大家怎么說，實際上目前還是屈服于現(xiàn)實。